[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法学是法学中的后发学科，行政行为概念在公法学建构初期，既肩负着使行政现象获得法学思考可能性的学术使命，又肩负着使行政法学获得承认，在法学中登堂入室的学科使命。
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他们认为监督权与解释权实现了合一，并且指出这有利于保证宪法解释的权威性。没有说明，何以证明已有理解？如果宪法文本、宪法概念或宪法原则完全不被司法说理过程所提及，那么法律解释之操作在外观上就不能展现出与没有运用合宪性解释时的不同之处。
[41]宪法解释权被认为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宪法解释具有一种抽象的、脱离个案的形式，因此不属于审判机关的职权范围。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判决书援引法律等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第10条规定，判决书中一般不得直接援引宪法[40]。但是，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必然包含了对宪法的解释，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宪法解释曾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出现过。该处分决定最终并未执行。根据这个定义，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拥有颁布司法解释的权力的最高法院才能够作出法律解释。
不论我们将法官对宪法文本的具体操作方式称之为理解宪法、分析宪法、开展宪法、援引宪法、还是贯彻宪法，这都只是用语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对宪法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后续向法律规范注入实质内容的前提。其中，理解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是对理解的外在展示。[30]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条表明了本法的立法目的，即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建设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向度，而司法制度则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故而《决定》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明确界定当事人的资格标准，让适格的当事人参与司法审查成为修法的趋势。对司法审查制度而言，审判权的依法独立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全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中间判决是相对于终局判决而言，指对诉讼程序进行中产生的独立的争点进行判决，并不是对诉讼标的本身下判断，法院的终局判决受到中间判决约束。
虽然在立法者看来，顺序的调整无关轻重。参见罗豪才、王天成：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6期。
[41]参见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建议，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5期。[38]在此基础上，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凡法律以下位阶的规范均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就司法审查而言，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应列入受案范围。《修正案》对此进行了修正，但沿用了维持判决的表述，这会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效果形成不利。（一）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是立法者赋予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意味着对法律的定位。
（五）审理程序 对于行政诉讼审理程序的改进主要围绕简易程序的增设、调解制度的引入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规范。[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2页。因此，实施中央确立的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保持现行审判体制，做好基层行政审判，辅以原告相对自主的管辖选择权和巡回审判制度更为可行。[5]李广宇、王振宇、梁凤云：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关注十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3期。
当然，调解的适用情形宜限于有行政裁量空间的事项，同时应明确调解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制作调解书并赋予其判决书的效力。但对于保证、保护以及维护和监督何者才是真正的立法目的，各界解读不一。
申言之，国家治理开辟了司法审查的新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内含了不可或缺的司法审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相称的司法审查制度与之呼应。[47]对于行政法院的提议，呈现出来的更多是行政审判相对于普通法院的独立，这或许可解决部分内部行政化的问题，但难以彻底。
[24]司法则作为法治体系建设的下游工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保障性工程。在既有的理论资源不能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充分且有力的支撑的情况下《，行政诉讼法》只能按照1989年的模式继续运行。然而，对于保守策略，已经试行的交叉管辖、相对集中管辖和提级管辖等，无不表现出初期效果较为明显，但随时间推移试行效应逐渐递减，甚至出现了试行法院指标低于非试行法院的反常情况。首先，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可以说，司法审查开展的好坏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后者已经在公布的《修正案》中得以体现，对于前者，《修正案》则未能予以回应。
[16]徐继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的回应，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一方面，立法、执法和司法是构成法治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
最后提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若让修法起到效果，尚须坚持一体思维，将司法审查作为行政监督和救济的一环，与诸如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其它制度一体推进，放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通盘考虑。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纲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述要求。
[21]国家、政府和社会既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完整范畴，也是法治体系的作用领域。[36]参见章剑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析，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其二，宜将司法解释认可的确认判决写入法律之中，增加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这正是近十年间（从2005年该法列入规划至2013年底正式初审）司法审查所等待的，虽迟了些，但毕竟等有所值。一方面，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同构性。作为法治体系一部分的司法审查制度应与其他相关制度一并完善。
易言之，司法审查集中表现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司法审查成为与行政诉讼互通的称谓。[51]相较而言，停止执行原则的确立更有助于直接保护原告的权益，纵然给不停止执行设置多重障碍，其最终还须仰赖法院的裁定。
为此，笔者将借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完善司法审查的进路，为《行政诉讼法》修改作一注脚。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二十多年，在有关行政的国家立法中是最为滞后的法律之一。
毕竟《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预设了上述规范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可能性，作为适法裁判的法院自然有至少是形式上的审查权。众所周知，司法审查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司法制度。
就立法模式而言，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11、12条是其规范依据。对于公告措施，学界认为可以起到督促行政机关执行判决的效果，故而支持其写入法律之中。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司法审查所面临的问题、困境与不足仅仅依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而得以解决是不现实的。[9]由此，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查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
在授权组织的识别方面，现实中的司法不能的困境时有发生，随着国家行政权的逐渐限缩，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承担起公共治理之责，成为国家治理的广泛主体。就受案范围的限定排除而言，争议较大的是抽象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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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拓展司法审查的监督对象。[15]唐亚林：社会资本与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